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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探討習近平的「四個全面」總方略
An Exploration ofXi Jinping’sStrategic Blueprint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st China’s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褚漢生  將軍
提 要：
一、中國古代對國家安全的思考主軸在於「固本安邊」，固本指國家內部的穩定，對境外的問題主要考量是安邊，也就是保障安民的思想，基本上是守勢的。
二、習近平將分階段落實國安戰略目標，預計在建黨百年與建國百年間的30年(2021年-2049年)，促進大陸穩定發展環境，主動塑造國際安全氛圍，增加對國際安全正面貢獻，實現內外安全良性互動，並在此期間以適當方式落實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
三、中共為改善當前軍事問題，已啟動軍事改革新思維，軍改重點包括：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取消軍區改設戰區、組建戰區聯戰指揮機構、革新紀律督檢機制、裁減30萬員額等，並要求在2020年前實現改革目標。
四、中共於2015年末新成立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達成重點組織實施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初期任務。
五、未來共軍將形成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部隊平時由各軍種總部負責組訓，戰區則設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於戰時受「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所轄部隊執行戰略方向任務。
六、習近平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思想，即「四個全面」，展現了處理貪腐的立威與決心。惟如何在既有政治架構下，建構一個合理的法律體系與政治制度去處理貪腐危機才是主要焦點。
關鍵詞：國防思想、國安戰略、深化國防、軍隊改革、四個全面
Abstract
1.The crucial think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ancient China wa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securingthe frontier,」referring to maintain the country’s internal stability and borderline security. The thought of securing the state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was essentiallydefense oriented.
2.Xi Jinping will fulfill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stages over time. It is expected that,within a thirty-years period (2021-2049), i.e. from the centenni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founding to that of thePRC’s founding, the following work will be done: maintainingan environment to promotestable development,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creas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chieving the sound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andfacilitating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3.To solve the current military problems, the CCP launched reforms based on new ways of thinking. The military reforms include reorganizing army headquarters, replacing military regions with theater commands, establishing a joint battle command system, renovating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and reducing military personnel by 300,000, etc. The goals of reforming were required to be accomplished by 2020.
4.The CCP formed the Army General Command, theRocket Force, and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at the end of 2015. The early tasks of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 for leading and managing the critical organizations andthe reform of the joint command and combat systemwere hence completed.
5.In the future, the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ll form a」Central Military Committee (CMC)-theater-troops」battle command system. Each military service headquarterswill beresponsible fororganizing and trainingtroops in peacetime.Each theater command will set up ajoint battle command center, which,directly led by the CMC during wartime,commands troops under its jurisdiction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tasks.
6.Xi has put forward」Four Comprehensives」, which comprise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a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has fully demonstrated his autho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address the corruption issue. His main task would be constructing a sound legal framework and a political system to deal with the corruption crisis i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tructure.
Keywords:national defense think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military reform, Four Com

壹、前言
中國的國防戰略思想，主要來自於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策與現代國家發展的需要，依個人研究歷代戰爭史所見，中國古代對國家安全的思考主軸在於「固本安邊」，固本指國家內部的穩定，對境外的問題主要考量是安邊，也就是保障安民的思想，基本上是守勢的。然而，中國近代的屈辱經驗也影響中共的戰略思想。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造成中國人心中難以磨滅的屈辱感覺。1978年鄧小平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共於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是說，若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是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威脅別人；二要有能力保衛自己國家不受侵犯。中共決策領導人的講話，標示出「中國和平崛起」正式成為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國家發展戰略。「富國、強軍、小康社會、經濟崛起」，遂成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未來國家戰略的選擇與構想。
中共新一屆領導就任後都會於不同場合，提出象徵權威的政治話語，經由專門理論工作小組根據現實需要豐富其內涵，並在海內外廣泛傳播。2012年11月習近平以總書記身分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首次表達，「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大的夢想」，翌年3月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再次描述「中國夢」，為擴大宣傳效果，續又延伸出「強國夢」、「強軍夢」，結果反引起周邊國家高度關注和評論，由「中國國際輿情研究中心」跟蹤監測分析顯示，周邊除中亞部分國家給予支持外，其他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國家解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否定或質疑，特別認為「強國夢」、「強軍夢」無疑是「中國威脅」。
共軍於2015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3個軍事單位成立大會，要求全軍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深入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此係習近平繼一個月前於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高舉「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軍改動員令後，進一步宣告新一輪軍事改革工作正式啟動。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要點：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置重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推進軍隊規模結構、政策制度與軍民融合發展改革，俾2020年前在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上取得進展，並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有所成果，構建能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履行任務的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完善中共社會主義軍事制度。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儀式講話中指出：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中共國家行政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在接受中共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說：「這是一個正式的宣示，宣告「四個全面」成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全新佈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架構更加完整，趨於成熟」。中共領導人之所以在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種延續性，是對以往方向、路線的一脈相承，表明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另起爐灶，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全面」並非輕描淡寫，可有可無。「全面」這裡兩個字加得非常必要，表明在新的起點上，要開創一個全新的格局。本文從中共國防思想的探討，推研其對國際局勢與安全戰略評估，再就習近平的國家安全戰略新思維，研判其深化國防與軍對改革的戰略意涵，最後針對中共「四個全面」總方略，提出個人剖析及體認，以供參考。
貳、中共國防思維
一、地理形勢
中國大陸位於東半球，地處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東南面向海洋，西北深入亞洲內陸。邊界頂端位置：極北點為北緯53度32分漠河以北的黑龍江心。極南點為北緯4度附近的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以南，極西點為東經73度附近的帕米爾高原，極東點為東經135度10分撫遠以東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會流處，南北占約緯度49度半，相約距離約5,500公里，東西占經度62度多，時差4小時，相距約5,200公里，幅員十分遼闊。在地形上南方的防務可憑藉著易守難攻的高原而北方也受到大小興安領的屏障保護，且蒙古高原和山脈也對陸上的入侵形成另一層屏障，總而言之，地理因素使得「中國核心地帶」易守難攻，這一種地理形勢使得大規模的常規入侵中國困難重重，但是歷史顯示，蒙古及滿清的入主中國，匈奴及女真的入侵，已然證明這種入侵亦非決然不可能。
中國大陸陸疆長2萬多公里，除外蒙古外，與11國相鄰；東北面為韓國，北面為俄羅斯，西面和西南面為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和寮國，南面為越南。其中蘇聯之邊界線長約6,000公里，佔陸上邊界全長的百分之三十。海洋線自中韓邊境的鴨綠江口到中越交界的北崙河口，長達1萬8千多公里。東、南部隔黃海、東海、南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汶萊等國家和地區相望。故就地緣關係言，陸上的威脅較海上為大。
二、中共對國際局勢與戰略安全評估
後冷戰時期國際權力結構呈現一超多強局面，美大國地位在未來相當長時間不致改變，但多強國家根據各自戰略環境，以及利益所在評估有選邊站趨勢，中共認為導因於美重返亞太，主動向菲律賓、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承諾履行軍事同盟義務，同時高調介入南海問題，試圖開展與越南軍事合作，並通過與區域國家系列軍演，強調美軍事力量存在，且會擔負應對「中國崛起」的安全責任。中共稱今後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國家利益向外擴展及大國戰略關係變動，可預見在亞太和周邊面臨的安全壓力將增多，加之國際社會負面評論如：「中國軍事現代化打破地區軍事平衡」、「試圖運用經濟實力加強對別國控制」、「中國熱衷於採取高壓姿態」、「不遵守國際規範」等不斷被傳播，致舊問題未告解決，新問題已浮出，鑑此有必要依據現階段所面臨的國際情勢，再次評估戰略安全變化。評估戰略安全變化可從下列五項國際戰略變化做要點評估：
(一)美「重返亞太」零和性質使大陸周邊安全形勢趨於複雜
一方面使雙邊在地區戰略競爭加劇，已干擾兩國關係正常發展；另方面助長部分東亞國家升高與中共的摩擦和防範力度，導致東海、南海爭端白熱化。中共分析美係通過三種手段為之：1.積極強化與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軍事同盟關係。在「中」菲南海爭端爆發後，美及時向菲方提供軍艦，並展開軍演。2011年11月歐巴馬在澳訪問時宣布，自2012年起將派駐軍250人，以強化雙邊軍事同盟關係。2.通過偏袒一方和激化矛盾，促成周邊國家「親美疏中」：在釣魚島問題上，雖宣示保持中立，但另又稱日美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南海問題上，國務卿希拉蕊2010年在東盟地區論壇曾表示，南海自由航行事關美國家利益；2011年歐巴馬試圖將南海問題列入東亞峰會議程，使越、菲可作文章。此外還對大陸進行高頻度的抵近軍事偵察；逐步加強在關島基地及駐日、韓、新加坡基地的軍事部署。3.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2011年2月美國防部公佈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透露美對中共軍力發展、戰略意圖、太空與網絡技術、反介入和區域封鎖能力發展表示擔憂。次年元月出版的國防戰略指南「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二十一世紀國防優先任務」，聲稱美軍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將應對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挑戰列為重點任務，同年6月美國防部長在「香格里拉安全對話論壇」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內容為：到2020年將美60％海軍力量部署至亞太地區，並優先裝備新武器，以保持在該地區的高科技優勢。美表示此戰略調整非針對大陸，但潛在戰略意圖昭然若揭。
(二)釣魚島問題正處於激化和爆發期，如未能正確應對，將可能對國家利益及地區安全秩序帶來負面影響
其爭端既是「中」日關係陷入不和甚至對抗狀態的直接原因，也是雙邊結構性矛盾的外在表現，自2010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後，日政府頗感焦慮，體現在對外戰略及軍事上，就是將中共定位成主要防範對象和潛在威脅，積極運用外交圍堵制衡大陸，日本「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2011-2015)，以及「防衛白皮書」均交相指出共軍發展成為地區和國際社會擔憂事項，宣告未來防衛重點將轉向西南諸島，同時強化與美、韓、澳等國防衛合作以應對地區潛在威脅。
(三)南海爭端因涉及島礁主權、海洋資源、航道通行等問題
近年來摩擦和紛爭頻仍，尤其是菲、越試圖將問題國際化、多邊化，歡迎美、日、印以不同方式介入，導致形勢更為複雜。菲除以「西菲律賓海」取代南中國海做為官方名稱，還召集東盟十國海事專家會議，目的是欲將南海劃分為無爭議和有爭議區域，企圖借東盟集體力量對抗中共。越南引入外部勢力，一方面與美發表共同聲明強調「保障南中國海安全、穩定、和平、航行自由，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另還與美海軍在峴港展開為期七天的聯合軍演。2011年6月，與印度海軍達成合作框架，准許印攜帶導彈的驅逐艦進入芽莊和下龍港，印度則幫其建造船艦及人員培訓，同年9月兩國並在「中」越爭議海域達成石油開採協議。日本是以主動但間接方式插手南海爭端，其外長2011年10月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時專門談及南海問題，主張構建多邊框架解決主權爭端。此外並和菲律賓建立南海問題情報交換機制，出資協助菲訓練海岸警衛隊。
(四)美對臺軍售問題
此是影響雙邊關係不定期發作的頑疾，顯示美始終將臺灣視為政治實體，不僅加劇兩岸軍備競賽，且增加軍事對峙程度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有大陸學者觀察美對臺軍售深受「中」美結構性矛盾，以及美內部黨派政治影響，隨著「中國崛起」，雙邊結構性矛盾將更加尖銳，關係一般性改善並不能消除美對臺軍售動力，尤其共軍第四代戰機、航母研製成功，美可能會通過擴大軍售數量和質量來制衡中共。何況近年來美兩黨政治有極化傾向，共和與民主黨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立場幾乎高度對立，議員投票完全以黨派劃線，此預示未來四年美國會中反對黨，有可能以對臺軍售向行政當局發起挑釁，甚者迫使總統以犧牲與「中」方關係為代價來平衡國內政治。
至於其他朝鮮問題、反恐問題、維持全球戰略平衡、「中」印邊界領土爭端等，中共認為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反恐因國際恐怖組織進入相對低潮期，恐怖勢力在大陸內地未出現蔓延，雖重視然緊迫性不強；全球戰略平衡問題基本靠美、俄兩核大國承擔責任；「中」印爭端因雙方簽署「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十項戰略」、「關於21世紀的共同展望」等，有助於維持該地區和平安寧。巴以衝突、非洲武裝衝突、防核擴散、中東問題等對國家安全尚無直接影響，現主要是通過聯合國組織運作及參加維和行動。
三、國家安全戰略新思維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會議時指出，國家發展將面臨五項挑戰：(一)維護社會和諧並推進改革難度高、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極端主義任務艱鉅；(二)中美戰略博奕激烈，導致周邊環境安全係數下降；(三)海洋利益競逐加劇；(四)嚴重依賴能源資源進口與國際市場需求，同時關鍵技術自主性不足，容易受制於人；(五)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大陸生態環境惡化，重大自然災害破壞嚴重。
為應對挑戰並營造有利經濟發展內外形勢，習近平規劃執行八大領域國安戰略包括：(一)運用「穩增長、調結構、反貪腐」等措施，鞏固政權與社會穩定；(二)均衡發展與各大國關係，擴大合作面，管理競爭面，健全金磚五國機制，做大做強新興國家互惠合作，防止被美日西方大國聯手牽制；(三)經略歐亞大陸，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妥善處理日本威脅，增加周邊安全話語權；(四)強化軍隊實戰準備，對海洋、太空、網路、極地等領域加大投入，搶占制高點；(五)扶持戰略產業與自主品牌，減少對外依賴，推進周邊經濟合作機制與自貿區建設，擴大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六)確保網路資訊傳播秩序，整合相關機構職能，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到打擊犯罪的網際網路管理能力；(七)打造中國核心價值觀，改進網路時代輿論競爭方式，主動應對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滲透；(八)強化公共衛生與食品安全，預防與有效處置重大疫情，加強災害預防與搶險救災工作，防止極端氣候與重大自然災害引發嚴重破壞。
習近平將分階段落實國安戰略目標，首先是從2013年至2017年的5年期間，增強國家安全工作能量，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有利的內外安全環境，穩步拓展海外投資能量。 第二階段是在中共建黨一百年，即2020年前夕，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逐步成為周邊與國際安全環境的塑造者。第三階段則是在建黨百年與建國百年間的30年(2021年-2049年)，促進大陸穩定發展環境，主動塑造國際安全氛圍，增加對國際安全正面貢獻，實現內外安全良性互動，並在此期間以適當方式實落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第四階段將在第二個一百年，即2050年時，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成為周邊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建構者，以及國際安全新秩序的關鍵角色1。現僅就習近平的外交與軍事戰略分述如後：
●外交戰略
中共十八大以來，北京方面大手筆布局周邊外交，習近平已相繼訪問中亞、東南亞、南韓、蒙古，2014年9月14日至19日對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印度進行正式訪問，係習近平上任後首次訪問南亞三國，一圓中共周邊外交棋局部署，其藉2013年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建設「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的實現，再次受到沿途各國的歡迎。這是習近平年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後第一次如此集中地訪問相關國家2。在上海組織峰會期間，習近平還與俄羅斯、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國領導人舉行會晤，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做為串聯此次外交行動之思路，為中共加強與周邊國家關係注入新動力，並奠下全球布局基礎。
(一)政治上深化外交互動合作
中共中央於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確定今後5至10年周邊外交工作戰略目標、基本方針、總體布局，並明確解決周邊外交面臨重大問題之工作思路與實施方案，習近平總結指稱周邊外交戰略目標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力促周邊國家與中共政治關係更友好、經濟紐帶更牢固、安全合作更深化、人文聯繫更緊密；習近平此次首度南亞行，旨在落實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決議，有意凸出南亞在中共周邊外交布局地位正不斷上升，希冀透過元首外交，向南亞國家展現友好、開放、合作、共贏外交姿態，俾利其與南亞各國和睦相處，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庇護中共崛起之戰略機遇期，並維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二)經濟上架構海上絲綢之路
習近平去年10月在中共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要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好「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此次訪問，習近平先至中亞再轉赴南亞，表明其「一帶一路」理念已開啟落實建設新臺階，其中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地理位置正好位於海上絲路中樞地帶，連接大陸東部沿海地區、東南亞、南亞、非洲、歐洲沿線國家及地區，彼等均對參與建設海上新絲路表現濃厚興趣，並在港口等海上合作方面與中共達成新共識，至於印度，雙方簽署鐵路合作備忘錄與行動計畫，決定於年內舉行首輪海上合作對話，就海洋事務、海上安全交換意見，同意繼續落實印孟緬「中」經濟走廊聯合工作組第一次會議達成共識，均有利中共推促南亞區域合作一體化，確維能源、資源運輸管道。
(三)戰略上拉攏南亞抗衡美日
南亞位處大陸西南周邊，靠近新疆西藏邊區，且印度洋係能資源運輸重要航道，攸關中共國家安全，亦係美國「亞太再平衡」、安倍政權「地球儀外交」戰略重點部署地區；習近平此次行程中，馬爾地夫因位於美駐印度洋海空軍基地迪亞戈賈西亞島北方約900公里處，凸顯其戰略重要性，與斯里蘭卡協議建設經營漢班托達、可倫坡港口，亦坐實西方批評中共企圖以「珍珠鏈戰略」掌握從東南亞經印度洋通往歐洲、非洲之制海權，而習近平將印度死對頭巴基斯坦直接從此次南亞行名單中劃掉，凸出要與印度修好關係，並大舉增加投資，發表含括政、經、心、軍、安全等多領域合作之「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凡此凸顯北京當局擔憂南亞諸國過度靠攏美國、日本，刻以印度等南亞國家為主要拉攏對象，最終戰略目標即在制衡美日。
習近平此次訪問南亞，凸顯地區政治力量微妙變化，不僅逐步侵蝕美國在印度洋戰略利益，開啟與日本爭奪南亞影響力新篇章，而其與印度關係轉暖，亦挑戰中共對其傳統鄰邦巴基斯坦之關係；由於巴基斯坦係中共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雙方在經濟、反恐等領域一直密切合作，雖然習近平此次推遲出訪巴基斯坦，惟對巴「中」關係並不存在實質影響，雙方此前所達成協定與合作仍將繼續推進，未來習近平將持續發展與巴基斯坦關係，進一步反映出中共現存對巴基斯坦矛盾心態，即雙方在制衡印度方面雖存共同點，但因自身實力提升，且印度在中共地緣戰略利益比重增加，已降低聯手巴基斯坦制衡印度之需要，如何處理好其與印度、巴基斯坦關係成為中共南亞政策面臨新難題。
面對中共在印度洋日益增長實力，印度莫迪政府準備啟動「季風計畫」外交戰略，即自東非、阿拉伯半島、印度次大陸、斯里蘭卡一直到東南亞，印度將運用昔日與印度洋海域國家經濟聯合關係，抗衡中共「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習近平南亞行同時，印度總統慕克吉赴訪越南，印越雙方除呼籲南海航行自由，並簽署包括擴大在南海油氣開採、增加雙邊貿易額、擴大軍購信貸額度加強國防合作等七份協議，反映印度與中共既競爭又合作關係，亦即新德里政府落實「向東望」政策，發展與越南、日本等東亞國家友好關係，將根據自身戰略利益，而非擔心中共立場。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日本時，日本首相安倍表示未來五年將向印度投資350億美元，並深化軍事等其他領域合作，莫迪則對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表示支持，並將雙邊關係由原來「戰略和全球夥伴關係」升級為「特別戰略和全球夥伴關係」，此舉或基於美國支持，屬「亞太再平衡」戰略一部分，有利限制中共在南亞擴充影響力；另揆印度「向東望」政策與安倍「安保鑽石」構想之交集，新德里與東京自然將北京視為掌握亞洲事務話語權最大競爭對手；此外，在習近平訪問南亞前夕，日相安倍已先赴訪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度總理莫迪亦訪問白宮，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討論加速經濟成長與提高安全合作方法，凡此顯示美日亦正思考擴大深化與南亞國家戰略夥伴關係，俾抵消中共對該區域影響力。
●軍事戰略新思維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014年8月29日，就世界軍事發展新趨勢和推進中國軍事創新進行了第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面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嚴峻挑戰和難得機遇，只有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才能盡快縮小差距、實現新的跨越。從他提出軍事創新應重點把握的重點原則來看，北京的軍事戰略與戰術思維也會與時俱進地有了新的調整，而會在不久的將來反映到共軍的戰略與戰術之上。謹就中共軍事戰略新思維分述如下：
(一)增加國防預算、實現強軍夢想
1.要堅持強軍目標、積極引領：
中共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是黨中央從全局上對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的戰略籌劃和頂層設計，指明了軍事創新的方向、任務、重點，明確軍事創新的實現路徑和檢驗標準。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之下，共軍正努力進行現代化革新，以便有朝一日在東海和南海等爭議海域投射新的能力。北京3月宣布將2014年年度國防預算提高12％，達到約8,082億元人民幣。中國大陸國防軍費的增長顯示了習近平有意讓他的「強軍夢」付諸實現。
2.要堅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
軍事創新要勇於改變機械化戰爭的思維定勢，樹立信息化戰爭的思想觀念；改變維護傳統安全的思維定勢，樹立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和戰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觀念；改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勢，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改變固守部門利益的思維定勢，樹立全軍一盤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觀念。特別是對信息化戰爭與聯合作戰觀念的強調，足以顯示，共軍正在研發和試驗多種新式導彈、擴充軍備、增強海空軍實力，並將大筆資金投資在網路駭客、太空作戰、電子戰能力及「拒止戰略」等領域。
3.要堅持抓住重點、整體推進：
軍事創新是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謀劃、協調推進，牽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通過抓重點把整體帶動起來。
(二)堅持突出特色、致力自主創新
在推動軍事創新的過程中，什麼是重點？軍事創新的重點就是國內外要兩手一把抓。在2014年「亞信會議」中，習近平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強調亞洲的事情與問題要由亞洲人解決。他的談話顯示，美國是境外國家，遲早要從亞洲退出。但是，美國在現階段是不會退出亞洲的，且雙方在戰略上競爭大於合作，所以他說「太平洋夠大，足以讓中美兩國同時遨遊」，來與美國周旋。這就是軍事創新中的「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綱挈領把整體帶動起來。
同樣地，在國內則主要是維穩，穩定壓倒一切。例如，他在「亞信會議」中提出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綜合概念，強調對恐怖、極端、分裂的勢力要採取零容忍的立場，因為這正是軍事創新中抓對了主要矛盾，其他一切都好處理。在軍事方面，要堅持突出特色、自主創新，軍事創新也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之路，致力於鞏固和擴大自身的優勢。
在習近平領導下，北京的大戰略已從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邁向「有所作為」，自然引起美、日與其他周邊國家的猜忌。如何在軍事創新上走出自己特色之道路，既能不卑不亢地和平崛起近悅遠來，又能展現大國風範讓小國知所進退，應是大陸領導人與官員在集體學習之後最重要的功課與挑戰3。
(三)適應軍事變革、適時深化改革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七次集體學習針對軍事問題的學習中，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軍事創新」的重要性，並首次提出了軍事理念的四個轉變4。
1.順應世界潮流：
習近平提出要「改變機械化戰爭的思維定勢，樹立信息化戰爭的思想觀念」。這個思想轉變，是從世界發展趨勢角度著眼的。機械雖然仍是軍事的基礎，但當前「信息化」已成為軍事創新和變革的核心，也是中共軍隊必須適應的世界軍事變革大潮流。眼下，網絡和空天都已經成為新邊疆，最近中美就所謂「共軍駭客」攻擊問題頻頻過招，其實就是一種信息戰的戰爭形態。在這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弱勢一方的損失可能比機械化戰爭的損失還大。習近平提到的這個思想轉變，其實具有相當的緊迫性。
2.維護國家安全：
習近平提出要「改變維護傳統安全的思維定勢，樹立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和戰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觀念」。這個思想轉變是從維護國家利益角度闡述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國家安全，一個表徵就是「國安委」的設立。習近平提到的這個思想觀念轉變，與設立「國安委」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安全一脈相承。傳統安全主要是維護國土安全、主權安全，這是軍隊的基本職責；而綜合安全則更加重視網絡安全和海外利益，這是現代化軍隊的重要使命。目前中共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複雜，國土安全等傳統安全領域面臨嚴峻挑戰；同時隨著中共在海外政治經濟活動的深入，維護海外必要的戰略高地也成了中共利益的合理延伸。在此背景下，軍隊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作用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軍隊任務的改變也就成了題中之意。這種轉變必然先是思想的轉變，其次才是走出去。軍隊祗有適應這種變化，才能更好維護國家安全，爭取更加有力的外部環境。
3.建立實戰形態：
習近平提出「改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勢，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這一轉變是從實戰來著眼和布局的。由於中國安全問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未來安全面臨的威脅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方向的，各個戰略方向之間存在明顯的戰略對應關係，因而凸顯多兵種聯合作戰的必要性。軍隊方面事實上已經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例如，針對不久前外媒傳播的中國大陸設立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消息，中共國防部發言人適時回應稱，建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的必然要求。共軍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根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定，下一步要在充分研究論證的基礎上，適時深化改革，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改革之路。
4.講求統籌保障：
習近平提出「改變固守部門利益的思維定勢，樹立全軍一盤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觀念。」這個思想轉變是從宏觀協作與統籌保障角度來考量的。最近幾個月解放軍在渤黃東南四大海域分別進行了海軍演習，在東南沿海的軍區也進行了陸空演習。特別是最近的軍演，打破了「紅軍必勝、藍軍必敗」的思維定勢，以軍事鬥爭現實為出發點的實事求是精神，抵消了既有利益模式的干擾和侵襲，是軍事思想領域變革的重要一步。在這一思想觀念轉變的指引下，未來也不排除在軍事建制領域的新改革，以適應「一盤棋」統籌的大趨勢。
習近平從世界潮流、國家安全、實戰形態和統籌保障等角度闡述軍隊變革與創新的軌跡，是在共軍多年未戰的大背景下，變軍事被動為軍事主動的一次戰略大調整。如再結合近期軍內強勢反腐，以及四中全會即將召開的大背景，更可以看出共軍內部多年積累的問題、進一步推動軍隊變革的堅定決心。對中共而言，中國夢也包括強軍夢。而要實現這種強軍夢，顯然必須有十年磨一劍的勇氣。而這柄利劍，就是習近平所強調的解放思想，跳出思維定勢，實現思想轉變。思想轉變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唯有闖過這一關，才能真正鍛造出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鐵軍。
習近平去年10月在中共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要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好「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此次訪問，習近平南亞位處大陸西南周邊，靠近新疆西藏邊區，且印度洋係能資源運輸重要航道，攸關中共國家安全，亦係美國「亞太再平衡」、安倍政權「地球儀外交」戰略重點部署地區；習近平此次行程中，馬爾地夫因位於美駐印度洋海空軍基地迪亞戈賈西亞島北方約900公里處，凸顯其戰略重要性，與斯里蘭卡協議建設經營漢班托達、可倫坡港口，亦坐實西方批評中共企圖以「珍珠鏈戰略」掌握從東南亞經印度洋通往歐洲、非洲之制海權，而習近平將印度死對頭巴基斯坦直接從此次南亞行名單中劃掉，凸顯出要與印度修好關係，並大舉增加投資，發表含括政、經、心、軍、安全等多領域合作之「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凡此凸顯北京當局擔憂南亞諸國過度靠攏美國、日本，刻以印度等南亞國家為主要拉攏對象，最終戰略目標即在制衡美日。
四、中共政策
中共武裝力量由共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民兵組成，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肩負著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使命和職責5。1982年《憲法》規定，該國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機構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客觀上中國大陸存在兩個軍事委員會，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兩個機構的組成人員一般相同，而實際職能完全相同。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當政權穩定時期，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般由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1982年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任武裝力量6。中國大陸軍事，戰略上採取「積極防禦」。現在的各種軍事理論都是中共軍隊建立以來各個時期逐步發展與形成的。中共國防戰略實行「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的原則，也就是毛澤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國大陸擁有一定量核武器，在武裝力量建設方面，重視民兵和預備役，實行精幹的常備軍與強大的後備力量相結合。
(一)領導制度
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的軍隊，即共軍和其他一切人民武裝力量，擁有絕對領導權。軍隊中組成人員有黨員，並排建有黨小組，在基層連隊設立黨支部，在團以上單位設立黨委。在軍隊中設立的各級黨委是軍隊中的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黨委對所屬部隊的一切組織、一切部門、一切人員、一切工作實行統一領導，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除緊急情況下可以由首長臨機處置外，都必須先由黨委作出決定。共軍中的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進行工作。未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授權，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插手、過問或處理軍隊問題，更不允許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此外，中國共產黨禁止除共青團之外的其他任何黨派、政治團體、政治組織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發展成員；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成員如果參加軍隊，必須與原來的組織脫離關係；軍隊中，未經黨組織的批准，不允許建立任何性質和形式的小團體、小組織；只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才能委派軍隊中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向軍隊委派幹部7。
(二)軍事戰略
中共的軍事戰略上採取積極防禦和人民戰爭。現在中共軍事的各項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在長期的敵強我弱條件下的戰爭實踐中形成的。在不同時期和階段，有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初期作戰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作戰原則；反圍剿後為打破敵人「圍剿」與進攻，紅軍採取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實行游擊性的運動戰。抗日戰爭時期，表現為全國實行持久戰的總方針和八路軍、新四軍執行「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解放戰爭時期，則是「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韓戰中，志願軍在戰略反攻階段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的陣地戰、敵後游擊戰相結合」的方針。在戰略防禦階段實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共軍的軍事戰略仍然是積極防禦，但情況和內容有了很大的不同。共軍在戰略上實行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的原則，不僅是著眼於敵強我弱的形勢，還主要是由於做為國家軍隊；已不是奪取政權問題，而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三)國防政策
中共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新世紀新階段中共的國防政策主要包括：
1.維護國家安全統一，保障國家發展利益。
2.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加強以信息化為主要標誌的軍隊質量建設。
4.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
5.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
6.營造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的安全環境。
(四)國防支出
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前30年間，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較高，保持在5％以上(按中共官方公布數值)，從1980年代開始進行控制和縮減(參見百萬大裁軍)。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1989年降為2.5％，再進一步降至最低值為1997年的1.6％。之後軍費比例略有調高，從2001年起一直保持在2.0％-2.2％之間，軍費的數額也跟隨中共經濟的成長而大幅增加。2011年，中共的國防軍費在為9230億人民幣，占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的2.0％，列世界第二，占世界各國國防預算總額的8.2％8。
(五)政府軍事部門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擁有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最高決定權。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擁有宣戰權與動員權、全國和省級緊急狀態決定權。3.中共國家主席是虛位元首，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4.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領導和指揮全國武裝力量。5.中共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其中，中央軍委會同國務院管理國防經費和國防資產)。6.中共國防部是國務院「主管全國國防工作的部門」。7.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的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前身為國防科工委)管理國防科研、生產(由中央軍委協同)。8.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國家邊海防委員會國務院與中央軍委共同領導：武警建設、中國民兵建設徵兵工作、預備役工作邊防、海防和空防管理工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擁有宣戰權與動員權、全國和省級緊急狀態決定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擁有宣戰權與動員權、全國和省級緊急狀態決定權。
(六)國家武裝力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中共及軍方堅定宣稱並維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簡稱「黨指揮槍」)。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年4月16日發表《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首次披露海陸空三軍的人數：陸軍機動作戰部隊85萬人、海軍23.5萬人、空軍近39.8萬人； 現行憲法下的國家武裝力量由「軍、警、民」三支力量構成：
1.中共共軍
(1)陸軍：
中共陸軍是共軍的主體力量，共155萬人，由85萬機動部隊，70萬地方守備部隊組成，兵種計有：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防空兵、陸軍航空兵等是世界各國陸軍中規模最大的，與俄羅斯並列傳統陸權大國之一。
未來中共陸軍將朝精兵、軍民合成、快速機動、反恐作戰、邊境防衛、急難救助等發展。以質換量已成為解放軍的新趨勢。
(2)空軍：
中共空軍，簡稱中國空軍、人民空軍、解放軍空軍，是中共的空中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正大軍區級單位，下設各大軍區空軍(副大軍區級)等單位。截至2013年，部隊共有398,000名人員與逾3,300架軍用飛機，其中2,100架為戰鬥機及轟炸機，攻擊機。
所屬部隊的組織結構為：軍區空軍、基地(副軍級)、師、旅、團(場站)、大隊(營)、中隊(連)。近來共軍空軍正在進行編制改革，由師改旅，舊編制表研判已不再適用。
(3)海軍：
中共海軍，是中共的海上武裝力量，是共軍的五大軍兵種之一，下設海軍司令部、海軍政治部、海軍後勤部、海軍裝備部、南海艦隊、東海艦隊、北海艦隊、海軍航空兵、海軍陸戰隊、試驗訓練基地、海軍各院校等。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平時實行作戰指揮與建設管理合一的領導體制，由海軍機關、艦隊、試驗基地、院校、裝備研究院等構成。共分為五大兵種：海軍水面艦艇部隊、海軍潛艇部隊、海軍航空兵、海軍陸戰隊海軍岸防部隊。和水面艦艇部隊編有戰鬥艦艇部隊和勤務艦船部隊9。
共軍海軍下轄三個艦隊，分別是南海艦隊、東海艦隊、北海艦隊，均為副大軍區級，主官為中將或少將級別。每支艦隊下轄若干個艦艇支隊、艦艇大隊、水警區、和海軍航空兵等。海軍兵力計有23.5萬人艦船300餘艘飛機600餘架，主要裝備計有航空母艦艘船屋登陸艦4艘驅逐艦27艘護衛艦70艘潛艇75艘導彈快艇86艘。
(4)火箭軍：
中共火箭軍，原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10(簡稱二炮)，是一支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以地對地戰略飛彈為主要裝備、擔負核反擊戰略作戰任務的戰略性獨立兵種，武器主要為核彈頭或常規彈頭的戰略飛彈，包括短程、中程、洲際彈道飛彈，遠程巡弋飛彈，還分為陸基車輛發射和水下潛艇發射。改組成立「火箭軍」的政策轉變，是參考蘇聯戰略火箭軍的有益經驗，在於實現陸海空三位一體立體核威懾力量的目的11。
2015年12月31日，做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措施之一，第二炮兵部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由陸軍附屬兵種成為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12。火箭軍為正大軍區級單位，下設各基地(正軍級單位)。共軍火箭軍由核導彈部隊、常規導彈部隊及作戰保障部隊組成，約9萬-12萬兵員。目前，火箭軍機關設有司令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和裝備部。
(5)共軍戰略支援部隊：
共軍戰略支援部隊是共軍於2015年12月31日成立的軍種。根據官方說法，戰略支援部隊是「將戰略性、基礎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建而成的」。而外界根據其臂章則猜測戰略支援部隊可能包括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衛星管理等方面力量13。
軍事專家尹卓稱，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的使命任務是支援戰場作戰，使共軍在航天、太空、網絡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保證作戰的順利進行。具體地說，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包括：對目標的探測、偵察和目標信息的回傳；承擔日常的導航行動，以及北斗衛星和太空偵察手段的管理工作；承擔電磁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防禦任務14。
2.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部隊、武警；英語：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縮寫作CAPF)，是中共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之一，屬於國務院序列，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雙重領導。國務院主要負責武警部隊日常任務賦予、規模和編制定額、指揮、業務建設、經費物資保障，通過有關職能部門組織實施對武警部隊的領導。武警部隊的經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單列，根據《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總武警部隊員額為66萬人15。中央軍委主要負責武警部隊的組織編制、幹部管理、指揮、訓練、政治工作，通過共軍四總部組織實施對武警部隊的領導。在執行公安任務和相關業務建設方面，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機關的領導。
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不同，前者與解放軍一樣仍完全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武裝)，而後者屬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編制(文職)，武警是現役軍人。其中內衛部隊官兵適用軍事審判，警種部隊和公安現役部隊官兵犯罪由地方司法機關管轄。武警基本人員通常不被稱為「警員」，而是被稱為「士兵」或「戰士」。「武警警官」和「武警士兵」，合稱「武警官兵」，與共軍的軍官和士兵一樣，都是「現役軍人」。武警部隊和共軍一樣，由兵役制保證兵源。
3.民兵：
民兵，屬於共軍的後備武裝部隊，一般以鄉鎮、行政村和廠礦企業為單位按照民兵人數多少，分別編為班、排、連、營及團，內又分基層幹部民兵(基幹民兵)及普通民兵，男女採分別編組。
總的來說，中共的集體領導制是指由多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集體領導機制，體現五大機制：集體交接班機制；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集體決策機制。它是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執政黨治理結構、國家治理結構、軍隊治理結構和社會治理結構，誠如中共學者胡鞍鋼在2011年1月《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為什麼總會成功?》的國情報告中對中共政治制度作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即：盡管中共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由於過去三十多年間所進行的中國式的政治制度重建與改革，當前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較適合於大陸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也較好地適應於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還能夠有力回應來自內外部的各種挑戰，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充分顯示出了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因此從總體上看，這是一套非常成功的、有中國特色的、必須堅持並不斷發展的政治制度16。鄧小平曾經論斷：中國大陸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大陸就穩如泰山。惟集體領導亦會走向一人專斷過度，如1966年5月毛澤東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號稱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實際只聽命於毛。它是毛澤東認為自己大權旁落，為解決與中央一線領導的矛盾而採取非常手段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毛澤東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的意圖。如今，習近平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無論如何，這個小組總讓人想起習近平要成立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雖然不是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但至少也表明習希望通過這一領導小組，直接干預原屬於國務院的事務。按此設計，今後國務院既不負責經濟改革的設計，也不負責統籌協調、督促落實，將淪為負責具體行政事務的執行機構。可以預見，從此之後，習近平將集黨、政、軍、警、特等大權於一身，中共的「集體領導」這一寡頭體制正在向個人專斷演變，頗值觀察。
參、剖析共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共軍於2015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3個軍事單位成立大會，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自授旗予陸軍司令員李作成(原成都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劉雷(原蘭州軍區政委)，火箭軍(原第二炮兵)司令員魏鳳和、政治委員王家勝，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原軍事科學院長)、政治委員劉福連(原北京軍區政委)，並要求全軍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深入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此係習近平繼一個月前於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高舉「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軍改動員令後，進一步宣告新一輪軍事改革工作正式啟動，新華社旋於次日—即2016年1月1日發佈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對外公開習近平明確要求全軍統一軍事改革思維與行動。
一、推進過程
習近平於2012年11月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之後，便開始籌略推行軍隊改革計畫。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並將軍隊改革納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布局17。2014年3月，習近平親自出任組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范長龍出任副組長，並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軍改開始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18。2015年1月，軍改領導小組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對擬定的改革方案作出了部署；同年7月，軍改領導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建議》。此後，習近平又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務會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以審議軍改總體方案19。201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宣布，中國將裁軍30萬人；次月，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了《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同年11月，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召開，軍隊改革由此正式啟動20。
二、改革方案
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包括了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組建陸軍領導機構、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重新調整劃設戰區、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等措施。置重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推進軍隊規模結構、政策制度與軍民融合發展改革，俾2020年前在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上取得進展，並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有所成果，構建能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履行任務的現代軍事力中共社會主義軍事制度。改革項目中以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軍隊規模結構、部隊編成等四者最受關注，其餘另包括新型軍事人才培養、政策制度、軍民融合發展、武警部隊指揮管理體制和力量結構、軍事法治體系等五項。
(一)調整領導管理體制
著眼加強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將強化軍委機關戰略謀劃、指揮、管理職能，優化軍委機關職能與機構設置，完善軍種及新型作戰力量領導管理體制，軍委機關由「總部制」調整為「多部門制」，並改革軍種、後勤保障、裝備發展等領導管理體制，建立「軍委—軍種—部隊」領導管理體系。
(二)建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為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要求，將建立「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構建平戰一體、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精幹高效戰略戰役指揮體系，重新調整劃設戰區，規範軍委聯指、各軍種、戰區聯指及戰區軍種作戰指揮職能，構建「軍委—戰區—部隊」聯合作戰指揮體系。
(三)軍隊規模結構
裁減員額30萬，軍隊規模由230萬逐步減至200萬，優化軍種比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及人員，壓減軍官崗位，優化武器裝備規模結構。
(四)部隊編成
依據不同戰略方向安全需求及作戰任務，調整結構、強化功能、優化布局，推動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
中共於2015年末新成立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達成重點組織實施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初期任務；其中，火箭軍由原二炮改編，領導體制改變最小，將強化核威懾與反擊力，建設中遠程精確打擊力量，增加戰略制衡能力；陸軍領導機構將在既有武裝力量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與領導管理，旨在終結由各總部、各大軍區管理陸軍的舊體制，有利陸軍加速現代化建設，為健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創造條件，同時有利軍委機關職能調整；至於新設戰略支援部隊，習近平稱之為新型作戰力量，該部隊應係組建自分布於各總部內之情報、技術偵察、衛星管理、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心理戰等資訊支援性質兵種，整合後可優化資源分配、強化相互支持、提升資訊戰整體效能。
三、改革進程
2015年，重點組織實施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2016年，組織實施軍隊規模結構與作戰力量體系、院校、武警部隊改革，基本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2017至2020年，進一步調整、優化、完善相關領域改革，持續推進各領域改革。
四、軍種調整
2015年12月31日，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正式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的成立標誌著中共軍隊拋棄了大陸軍主義，打破了陸軍高於其他軍種的模式。原成都軍區司令員李作成上將出任陸軍司令員，原蘭州軍區政委劉雷出任陸軍政治委員。同時，原第二炮兵部隊改組成立火箭軍，使其成為共軍在陸、海、空軍之外的第四個獨立軍種。原二炮司令員魏鳳和上將、政委王家勝中將分別出任新的火箭軍司令員和政委。此外，共軍還成立了新的戰略支援部隊，由原軍事科學院院長高津中將出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原北京軍區政委劉福連上將出任戰略支援部隊政委21。
五、軍委多部門改革
2016年1月11日，中央軍委將原先的軍委領導下的共軍四總部體制改為中央軍委多部門制，中央軍委機關調整組建軍委辦公廳、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軍委後勤保障部、軍委裝備發展部、軍委訓練管理部、軍委國防動員部、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軍委政法委員會、軍委科學技術委員會、軍委戰略規劃辦公室、軍委改革和編制辦公室、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軍委審計署軍委審計署、軍委機關事務管理總局等15個職能部門22。
中共強調以黨領軍的政策下，中央軍委為軍隊最高領導者，並具有黨和國家領導者的身分，除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亦有利於軍事戰略調整與軍事體制的改革，以配合國家戰略發展，更便於在必要時迅速使武裝力量轉為戰時體制，以應付突發事件。鄧小平時期，國家戰略以發展經濟為主軸，軍事戰略從毛澤東時期的「早打、大打、打核子戰」之臨戰狀態向「和平時期建軍」與「打贏一場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並裁軍百萬，要求軍隊要忍耐幾十年，以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為中心。江澤民時期強調質量建軍、科技強軍，打贏一場小規模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軍隊再裁軍50萬以服從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習近平盱衡國際局勢、區域情勢以及內部環境的需要，啟動裁軍30萬，實有利貫徹國家戰略目標。惟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對未來影響可從下面幾個面向分析：
一、朝軍政軍令分離制度發展
中共「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意指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分工負責，軍委主席將藉軍委會掌握軍政、軍令系統，未來新劃分戰區僅負責戰區作戰、聯合作戰等訓練任務，回歸戰訓本務，各軍種則負責規劃建軍採購，回歸專業，避免原總裝備部出身陸軍，出現「軍種獨厚」問題；此輪中共軍改著力構建「軍委—軍種—部隊」領導管理體制，以及「軍委—戰區—部隊」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喻示新型軍制將使軍政、軍令相對分離，表明新成立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及原有海空軍領導機構，未來主要負責所屬部隊平時訓練、管理、保障、裝備、人事等行政管理軍政事務，戰時則不具對有關軍種部隊之軍令指揮權，亦即軍種有「建軍」而無「用兵」權；戰區可「用兵」卻沒「建軍」權，且各戰區因任務、戰略方向不同，編配軍兵種比例亦將不同。
二、軍兵種結構融合創新成效待觀察
中共欲調整軍委機關為「多部門制」，並重新劃設戰區，徵諸新近成立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目的即在打破四總部與七大軍區等大陸軍主義弊端，朝組建聯合作戰體系方向推進，復觀習近平於此次「二軍一部隊」成立大會中講話，強調陸軍要「加快實現區域防衛型向全域作戰型轉變」，戰略支援部隊新型作戰力量是共軍「新質作戰能力」重要增長點，表明中共陸、海、空、火箭等軍種內部兵種結構，未來將基於戰區作戰任務融合配備多種武器裝備，進一步調整發展軍種融合，另戰略支援部隊基於新型作戰力量思路，將為共軍因應戰爭形態變化奠定軍種創新基礎；惟共軍此次改革布局參考俄羅斯軍改、「美軍一體化」模式，對中共言，5年內欲實現突破性進展恐操之過急，因美俄多年來軍隊改革迄未完成，共軍改革將如何演變，猶待觀察。
三、習近平軍事改革存在政治風險
中共此輪軍改並未削弱「黨軍」色彩，除深化習近平攬軍專權負面形象外，軍隊國家化問題亦將長期被民主人士提出詬病，成為未來大陸社會爭民主運動潛藏議題；而新設陸軍取代4總部行使陸軍職權固有作法，看似將陸軍獨立，實是削弱陸軍自視為共軍正統觀念，短期內或使共軍內部長期受大陸軍主義孕育的廣大軍官難以適從；另宣布裁軍30萬人，將影響總部機關、七大軍區基層單位非必要職能及輔助類機關人員，尤其多個總政治部下轄文工團、體工隊、醫療、後勤採辦等機構面臨裁撤，攸關許多官兵解職、安置問題。此前兩名共軍軍官即於軍媒撰文警告，中央若未考慮被裁官兵生計問題、並適當處理薪酬與退休金，可能引發武裝部隊及社會不安。習近平近日視察「解放軍報社」強調「軍報姓黨」，要求消除反對軍改雜音，跡象顯示，改革在軍隊內部已遭遇阻力，對中共領導層言，將構成風險和新挑戰。
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大陸問題專家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近指出，雖然中共「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精準打擊能力，以及C4ISR系統等「硬體」發展迅速，惟作戰能力卻受「軟體」拖累，其中之一就是不能遂行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聯合行動，即便推動現代化轉型，欲讓共軍實現「美軍一體化」聯戰能力，惟只模仿美軍形式，卻拒絕軍隊國家化的實質，無法學到一體化聯合行動精髓；是以，習近平此番以「中國夢、強軍夢」理想推動軍改，實質成效猶在未定之天，然表面上看裁軍等相關舉措仍是一加一減遊戲，涉及派系利益分配，由於共軍內部利益集團關係網盤根錯節，此前軍內反腐已傷及共軍元氣，新一輪軍改又將在共軍結構上傷筋動骨，阻力極大，甚可能引發軍心不穩，未來或與中共「十九大」高層權力鬥爭交織一起，從而檢驗習近平的治理能力23。
肆、中共改編戰區之戰略涵義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5年9月3日主持「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時，宣布將裁軍30萬，對外揭開習主政時期軍事改革序幕。隨後，中共「中央軍委會」在11月24至26日舉行改革工作會議，習近年發表「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講話，闡明了軍改重點包括：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取消軍區改設戰區、組建戰區聯戰指揮機構、革新紀律督檢機制、裁減30萬員額等，並要求在2020年前實現改革目標。習指出，中共「軍改」目標，在「建設與中共 國際地位相稱、適應其國家安全及發展利益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隨「軍改」項目、內涵與步驟漸趨明朗，如共軍原四大總部調整為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備發展部、訓練管理部、國防動員部等各廳、委、部、局、署共15個職能部門，已於今年元旦正式運作。無論就共軍組織體系、編制，乃至指揮層級，變動不可謂不大，然就其「軍改」目的而言，除強化習近平個人在軍中權力外，更藉「清除腐敗土壤」之名，廣擢自家人馬。」其中，最受矚目的，應是改編七大軍區為五大戰區，係共軍未來能否真正跨越聯戰門檻關鍵，原因在於，中共過去軍區安排已難符合現代作戰專業分工需求，且存在領導機關臃腫龐雜、作戰效能低落遲鈍等問題，已成為共軍「能打仗、打勝仗」的重大阻礙。
一、軍區轉戰區的沿革發展
按「共軍軍語」對戰區的定義：「戰略區之簡稱，按戰略任務劃分的區域。按任務，分為主要戰區和次要戰區；按地理位置，分為陸上戰區、海上戰區等」。可見中共此次將全大陸畫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大戰區的變革，係以戰略威脅方向與作戰需求為主要依據。
中共「建政」後承襲前蘇聯建軍思想，考量幅員遼闊及不同區域面臨的地理、敵情、建設等條件差異，兵力配置以「各軍區可獨立負責國土守備」為著眼；軍區是考量行政區地理條件與戰略方向、作戰任務等面向所組建的一級單位，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負責制定、規劃所屬部隊建設、演訓，及組織、指揮轄內各軍兵種進行作戰，並領導民兵、預備役動員與經營戰場建設等；中共於1955年進行第1次整編，計成立13個軍區，是共軍軍區機構最多的時期；其後，中共持續依「國防戰略」調整部署，至1979年，改為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昆明、蘭州、成都、福州、烏魯木齊等11個軍區，自1985年鄧小平宣布「百萬大裁軍」政策，再進一步整併為「七大軍區」直至今日。過去共軍並無陸軍專責指揮機構，而由各軍區代行地面部隊訓練、管理與後勤保障等工作。
二、籌建戰區的目的與概況
共軍近年透過實戰化演練發現，面臨實際作戰情況時，軍區僅能指揮下轄地面部隊，儘管區內海、空軍首長通常均兼任軍區副職，但戰時領導仍歸軍兵種總部，形成疊床架屋下的「聯戰指揮中心」；為縮減指戰層級，適應現代戰爭需要，此次「軍改」置重點於組建陸軍領導機構，使陸、海、空、火箭等軍種處於平等地位；設置戰區，以消弭軍區形同各方諸侯的獨大地位。
中共多次強調，其軍委、總部體制改革方向，是要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前者係為透過實行軍委多部門制，強化「中央軍委」領導實權，使其成為軍政、軍令的實際決策機構，集中軍隊最高指揮權於「黨中央」；後者則是藉組建新領導機構，健全軍兵種管理體制，以掌理建軍、教育、訓練及行政後勤工作；至於戰區的設立，係跟隨此國防體制調整，為打造聯合作戰力量的相應措施；在這樣的定位下，戰區將成為專注執行作戰軍令的機構，期以縮減領導層級、統一指揮機制，增進作戰效率。
依中共「軍改」規劃，大致將原南京與濟南軍區劃歸東部戰區、蘭州與成都軍區劃歸西部戰區、廣州軍區與雲南劃歸南部戰區、瀋陽軍區與山東半島劃歸北部戰區、北京軍區則劃歸中部戰區。在任務執掌上，北部、東部及南部戰區分別涵蓋共軍各海軍基地，主要關注朝鮮半島、東海、臺海與南海等戰略方向；西部戰區的防區範圍最廣，負責監視中印邊境、西藏與新疆、中亞動態；中部戰區則在拱衛北京與華北核心地區安全，並於必要時增援其他作戰方面。
整體而言，未來共軍將形成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部隊平時由各軍種總部負責組訓，戰區則設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於戰時受「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所轄部隊執行戰略方向任務。
三、戰區代表的聯合作戰意涵
中共五大戰區已於今(2016)年2月1日正式成立，檢視共軍自1927年以來近90年的發展歷程，其軍事力量於21世紀以來的迅速躍升，特別是逐步實現向多軍種聯合作戰型部隊的轉變，勢將使其過去著重於守勢及區域防衛的戰略思維朝「攻守並重」方向調整，必然對國際權力格局、區域爭端發展，以及臺海局勢等層面產生變數影響，其未來發展殊值持續關注，共軍戰區組建如附圖。
中共新設戰區與過去軍區的主要差異在於：1.專注作戰職能：以往軍區需負擔建設、管理、訓練、動員等龐雜行政事務，還需承擔省軍區、警備區等領導工作；戰區僅負責指揮聯合作戰。2.統合兵力運用：以往軍區主要僅領導轄內地面部隊；戰區則可統一指揮所屬陸、海、空軍，及民兵、預備役、戰略支援部隊等各類武裝力量。3.契合戰略方向：以往軍區範圍係按行政區及地理區進行劃分，不利實際戰略情勢；戰區劃分則打破行政隔閡，貼近現實防務需要。
由此進一步分析，中共建立戰區，是以「遂行未來聯合作戰任務」為主要導向，關鍵意涵在於作戰思維的轉變。共軍經過近年多次大型跨軍種聯合實戰演訓所得的經驗檢討，認為在籌獲多項新型武器載台與裝備後，還必須糅和西方各先進軍事強國優點，並擺脫過去「大陸軍主義」的傳統，建構「有中國特色」的聯戰指揮體系，方能真正擁有具高度彈性與一體化聯戰能力的新軍事力量。這樣的軍事武力，固然以能適應現代資訊化聯合作戰條件為依歸，然如各部隊指揮層級的再扁平化、相異軍兵種協同作戰的磨合與搭配、地面部隊以外各軍種能否轉為主戰角色等，均為後續觀察共軍聯合作戰效能的重要指標24。
伍、習近平的「四個全面」總方略
十八大以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陸續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思想，即「四個全面」。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規劃，是針對新形勢下機遇、挑戰和歷史任務提出來的重要戰略思想和戰略規劃布局25。
一、「四個全面」的戰略涵義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福建調研時，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列提出。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考察時，又將這一提法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謹就「四個全面」的戰略涵義分述如下：
(一)「四個全面」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中共「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基礎上，在中共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偉大實踐中，逐步提出並形成的。雖然被認為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黨中央提出的理論，但事實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每一個「全面」，早在鄧小平理論中就已有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表述。包括到江澤民時期與胡錦濤時期也都有相關論述，顯示此一觀點是「一脈相傳」，並且有「承先啟後」之意義26。
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一詞，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12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他提出「中國大陸現代化所要達到的是小康狀態。」。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總書記江澤民的報告中出現「建設小康社會」的說法。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這一說法改變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在2012的中共十八大，總書記胡錦濤的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說法，強調「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時間表。
2.全面深化改革：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被提出，即改革開放。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的報告中出現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2013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通過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被簡稱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進行全面部署。
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1978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首次完整提出法治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被視為依法治國的開端。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從此被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說法。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和任務。這也是中共的中央全會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此一「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4.全面從嚴治黨：
1956年時鄧小平就已經指出，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而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便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把「從嚴治黨」作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基本方針，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堅持從嚴治黨」修訂列入黨章。至於「全面從嚴治黨」這六個字合在一起表述，是習近平在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成形的，從中共黨史來說尚屬首例。習近平說：「今天這個大會，是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進行總結，對鞏固和拓展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部署。」
(二)藉「鄧規習隨」以展現政治立場
習近平上台之後不斷正面肯定鄧小平，除了依照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路線重走一次外，2014年8月開始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長篇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高度讚揚鄧小平。而從習近平上台後的一連串作為可以看出，他依循著鄧小平「政左經右」的路線，經濟上堅持改革開放，但政治上絕不搞西方的議會政治與三權分立，甚至在言論的掌控上比胡錦濤時期更為嚴厲，意圖成為第二個鄧小平。而在對臺政策方面，2014年9月26日他在北京會見臺灣統派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表示，在涉及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大陸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會有任何妥協和動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而一國兩制正是鄧小平在1978年為瞭解決臺灣問題所提出的政策。如今，「四個全面」的思維又是來自於鄧小平，如此採取「鄧規習隨」的態度，一方面更完整繼承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也絕不會在立場上出錯。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意義
基本上，「中國夢」的文學語言多於政治綱領，很朦朧。而且，不同的人對「中國夢」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習近平經過兩年多的醞釀，其「四個全面」是試圖把他的「夢」條理化、具體化，以便讓大家做同一個夢。「四個全面」，是習近平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經驗，帶領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提出來的，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又是實踐創新的巨大飛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四)具體展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願景
江澤民主政時期提出了「三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上，「三個代表」比較偏向強行價值觀的灌輸，「四個全面」淡化了價值觀意義，而是著眼於方法論，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是目標，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都是手段，意識形態色彩大大減低，遇到的阻力也較低，可以說是都是比較具有共識的問題，迎合了社會公眾的口味。對「四個全面」的定位也有個發展過程。最初，這「四個全面」是做為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務、要求，以及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提出來的。2015年2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首次把這「四個全面」定位於黨中央的戰略布局。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強調「四個全面」協調推進，這在中共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標誌著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必將進一步推動黨的理論與實踐的大發展，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光明的前景27。
(五)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更加清晰
習近平上台之後，首先是以「中國夢」作為開頭，接著是從作風建設和重拳反腐來進行突破，並且以「兩個一百年」作為發展目標。然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施政的兩翼，以「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根本架構，將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治國理政的著力點。此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特別是東海與南海問題。最後，放眼於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與政權的長治久安。
由此可見，四個全面讓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更為具體明確，中共媒體聲稱「四個全面，是全面吹響了治國理政的「集結號」。開拓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不斷開拓治國理政的新境界，既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提升的標誌。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深刻把握治國理政的若干重大關係，以科學統籌治黨、治國、治軍，在內政、外交、國防上，力求改革發展穩定，嚴密思考謀劃治國、理政方略，先後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任務和戰略部署。「四個全面」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鍵，拎起了治國理政的總綱，集中體現了中共以黨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
二、對習近平「四個全面」的評析
對中共領導人而言，路線與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僅涉及黨內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也是擁有歷史地位的表徵。「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透過高度政治社會化與符號化的過程，意識形態遂成為黨內推動各項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的權力來源；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四代領導人，都希冀將自己的政治路線排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此一論述序列中，這可解釋雖然不再冠上個人抬頭，但江澤民與胡錦濤都仍迫切希望將其「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中得到說明。因為這不僅是權力的象徵，更是歷史地位的證明。
習近平自十八大掌權以來，也循著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的軌跡路徑，嘗試建構屬於個人特色的意識形態。必須注意的是，其路線與論述建立的政治前提必須循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而來，至少是鄧小平時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階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政治報告的基本調性與精神；這可從江澤民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以及胡錦濤十八大揭櫫社會主義初階論的性質得以驗證，這表示江胡二人其政經路線為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積極實踐。
習近平在兩會中所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是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主軸，究其意義還是希望藉此銜接鄧小平的正統，因中共「小康社會」之說，最早是鄧小平於1979年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所提出，彼時正離標誌改革開放起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不同的是，習的政治戰略意圖遠比江胡二人深遠：江在十五大的表態是因為鄧剛辭世，胡在十八大的作為則是十年執政的總結。與江、胡相較，習的意識形態建構更為主動積極，早在去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時進行了理論初步部署與輿論宣傳的作為，即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之外，加上了「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深入而言，習在「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四個全面」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嚴格治黨」。這剛好階段性總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內容，同時定性了反腐倡廉的政經意義。這可從「經濟基礎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政治制度創新」以及「反貪的整體結構面」三個面向觀察。
就經濟基礎與生產力而論，三中全會所論及的「國家與市場關係」與「市場的作用」已有劇烈轉變。決議中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化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指出「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樣的認知早已超越十四屆四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意即在統合主義的基本架構下，市場雖不至於不完全取代國家政府的功能，但卻擁有更多的自主性與空間，這樣的精神進一步表現於「負面清單管理市場、正面清單監督政府」的內涵。
就上層建築與政治制度創新來看，四中全會依法治國之意，就是希望擺脫人治的色彩，除了讓中共的政治發展可以建立在「有規則可循」的「制度面」基礎(趨近「法制」的概念)，更希望建立在對法律的理性尊重的價值理念以深化合法性的內涵(具備了「法治」的雛形)。深入而言，由於憲法為一切法律的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與根本，為延續與落實「依法治國」與「法治」的精神內涵，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載入四中全會決議中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這種訴求迥異於從十六屆四中全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十七屆四中全會「加強改進新形態黨的建設」的內涵。
再就反貪的整體結構面而言，所謂「全面嚴格治黨」，意味中共已經意識到，隨著經濟發展伴隨而來的貪腐問題嚴重衝擊黨的組織、紀律、作風等面向，從而腐蝕了黨的執政基礎與合法性。因此自胡錦濤以來，如何強化黨的執政能力與深化黨建設自然成為施政重點，但除了查辦幾個如陳良宇般的地方要員，或是透過中央巡視組展現中央的決心外，實際的制度建設與理念建構十分有限；十八大後，習近平查辦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等事件中，充分展現了處理貪腐的立威與決心，但如何在既有政治架構下，建構一個合理的法律體系與政治制度去處理貪腐危機才是主要焦點28。
陸、結語
中共國防領導與軍事領導體制，在憲法與國防法中樹立了一套嚴密的體制，以爭取穩定安全的環境發展國家經濟，並提供軍隊整建朝向高科技建軍發展的有利條件。然而在篤信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軍事思想，歷屆領導人從不放棄對中央軍委主席的掌握。這種交權不交槍的情形，易引起憲制問題，也暴露黨、軍二元化的體制缺陷。在軍隊領導體制方面，雖然垂直指揮下，減少指揮層次，爭取指揮速度，但在龐大的軍事組織與冗員兵力更推遲軍隊現代化的腳步。中共為改善當前軍事問題，已啟動軍事改革新思維，軍改重點包括：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取消軍區改設戰區、組建戰區聯戰指揮機構、革新紀律督檢機制、裁減30萬員額等，並要求在2020年前實現改革目標。然就其「軍改」目的而言，除強化習近平個人在軍中權力外，更藉「清除腐敗土壤」之名，廣擢自家人馬。」其中，最受矚目的，應是改編七大軍區為五大戰區，係共軍未來能否真正跨越聯戰門檻關鍵，原因在於，中共過去軍區安排已難符合現代作戰專業分工需求，且存在領導機關臃腫龐雜、作戰效能低落遲鈍等問題，已成為共軍「能打仗、打勝仗」的重大阻礙。故今後不論中共的國防領導體制是否走向制度化的管理或是維持人治的路線，都是國軍所必須關注的課題。
習近平在推動國安戰略時程表時，規劃於2021年至2049年間，以適當方式落實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顯示習近平不僅把臺灣問題視為民族主義問題，也將其視為國家安全重大問題；其認為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一個分裂的中國，對國家安全威脅日益顯著，並將成為中國大陸拓展海疆戰略縱深優勢的障礙；臺灣問題雖因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緩和，但如果久拖不決，將給中國大陸周邊安全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同時，臺灣問題將繼續是國際勢力對中國大陸防範、牽制的藉口和手段，期藉中國威脅論、擴大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計畫建置亞太飛彈防禦體系等；此外，臺灣問題的存在，就意味著臺灣有被分裂出去的危險，分裂因子的變數始終牽扯中共敏感神經與戰略資源的運用。基於上述兩岸情勢的剖析，大陸對臺灣來說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威脅，更是一項挑戰。我國需要維持兩岸和緩良性互動，以促進經濟發展，也需要國際民主陣營支持合作，以及堅強的臺美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同時，我國更應對中共軍力的擴張保持高度警覺，以「精巧強」的國防武力為後盾，發展務實外交及國際安全合作的巧實力。

註1：曾復生，〈習近平的戰略時間表〉，《中國時報》，2014年1月22日。
註2：〈習近平中亞南亞行讓「一帶一路」構想逐步變成現實〉，中國新聞網，2014年9月20日。
註3：陳一新，〈習近平軍事戰略新思維〉」，《旺報》，2014年9月2日。
註4：蘇東，〈習近平軍事變革劍指四個方向〉，人民網，2014年9月1日。
註5：〈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國防部網，2013年4月16日。
註6：〈實現黨中央領導集團的順利過渡〉，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2月17日。
註7：《中國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註8：斯得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註9：〈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新華網，2009年3月18日。
註10：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大校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接受媒體專訪，中共國防部網，2016年1月1日。
註11：劉昆，〈解讀火箭軍：或統合陸海空戰略打擊力量，實力遽增。〉環球網，2016年1月1日。
註12：楊宇軍，〈火箭軍是我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朝聞天下，中國軍網，2016年1月1日。
註13：杜松濤，〈我國成立戰略支援部隊，體制上領先美軍〉騰訊網，2016年1月1日。
註14：邱越，〈尹卓 戰略支援部隊負責太空網路電磁空間，貫穿整個作戰。〉人民網，2016年1月5日。
註15：《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體制編制》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註16：胡鞍鋼，《中國集體領導體制-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
註17：全會公報十大看點：＜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新浪新聞，2013年11月13日。
註18：習近平主持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小組第一次全體會，中國政府網。2014年3月15日。
註19：＜席主席和中央軍委運籌設計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記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12月31日
註20：＜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2016年1月1日。
註21：陸軍領導機關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共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新華網，2016年1月1日。
註22：習近平，＜努力建設「四鐵」軍委機關＞，搜狐網，2016年1月11日。
註23：＜中共啟動新一輪軍事改革＞，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刊》，第1708期。
註24：鄒文豐，＜中共改編戰區之聯戰意涵與影響＞，《青年日報》，2016年4月27日。
註25：紀明葵，〈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將引領兩會〉，中國網，2015年3月2日。
註26：施芝鴻，〈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怎形成的〉，《北京日報》，2015年3月2日。
註27：王瑞芳，〈「四個全面」新時期治國理政總方略〉，《人民日報》，2015年1月28日。
註28：張宇韶，〈解析習近平的「四個全面」與「四個堅定不移」〉，《自由時報》，自由頻論網，2015年3月6日。